据说埃及人在整体上是谦虚、虔诚和有点淘气的，但每个地区的人民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质。

    当上帝创立民族的时候，它就有了智慧，上帝赐予每个人两种相抗衡的品质：在叙利亚人的智慧里也加上了愚昧，对伊拉克，他给予骄傲，但又用虚伪来调和，对于沙漠的阿拉伯人，他为了他们艰苦而奖给他们良好的健康。而对埃及，他赐予他们丰富的物产，而谦卑则成了埃及人为之付出的代价。

    不用对过去有多么深刻的了解就可以感受到，就埃及而言，上帝已撤回了他契约的前半部分，或者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与沙漠的居民们做成了一桩新的交易。就像任何埃及人都会作出的解释一样，是埃及人的捐助养活了现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穷人，至今不过几代人。然而，对于沙漠阿拉伯人，上帝最近以石油的形式给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而埃及，以前是丰腴的土地现在却面临着战争和人口形式表现出的不寻常困难。埃及曾经一度是罗马帝国的主要谷物来源地，现在却跟在日本和俄罗斯后面进口食品，并跟着印度留在接受援助的同盟里。

    然而，贫穷是相对的，或许由于埃及人的谦卑，他们以相当的尊严将贫穷承受下来了。在最穷的南方腹地，一个外国旅行者偷听到两个年高的农民对话：“这些可怜的欧洲人，”一个这样说，“他们为了逃避糟糕的气候，什么事都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大老远骑自行车来到这里”。“是的，”另一个人回答说：“他们的土地上一年到头结着冰。看看我们，我们有阳光、有水和一切东西”。“的确太可怕了”，第一个人这样结束了他的谈话，“我看哈尔加（khawaga）连买条正经裤子的钱都没有—他穿着内裤就骑着车到处跑！”

埃及人的谦卑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对生命的悲观意识，它起源于悲观的历史观。尽管西方人拥戴进步观念，并将之作为所有人类疾病的治疗良方，但埃及人一种回复到乌托邦式的过去的冲动，或许是回到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统治埃及的时代，即四位给埃及带来公平、兴旺和真实信仰的哈里发的正确引导下的时代。在1967年战争中，埃及所蒙受的耻辱性失败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引起革命。然而，当纳赛尔在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提出辞职时，得到了强烈的回应：成千上万的埃及人走上街头要求他留下。他愿意同埃及民众共同承担屈辱的决心赢得了群众的同情，他们认为他的意图从道德角度而言是正确的，这比他未能实现这些意图的事实更为主要。